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广场，至今矗立着高尔基的纪念像，它的底座上镌刻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俄罗斯历史悠久、影响颇大的《文学报》报头上，高尔基头像也和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并列，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代表，每周出现于读者面前。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计划编辑出版的八十卷本《高尔基全集》仍然在陆续问世，系列丛书《高尔基：资料与研究》《高尔基档案》等连续出版物还在继续出版，国际性的“高尔基系列报告会”依旧是每隔两年如期举行一次……这一切都表明，人文科学研究并不总是像时局和市场那样变动频繁。显示于俄罗斯高尔基研究领域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护。岁月的流逝和历史风云的变幻并没有使人们都像一些与时俱进的评论者那样，认定高尔基及其作品早已过时，而是依然感觉到他的文学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市一个木工家庭。1892年，阿·彼什科夫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开始走上文学道路。
作为一名作家，高尔基是在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养育下成长起来的，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和契诃夫都是他的文学导师和引航人，但是他没有拘囿于前辈作家的题材领域和艺术经验，而是以文学创新者的姿态出现在两世纪之交“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他的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犀利的笔锋揭示了俄国人的精神病灶和心理痼疾，对阻遏民族历史发展的国民文化心态作出了痛切批判，同时又力图给人们指出一条走出愚昧和庸俗的泥淖、建构一种新型文化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道路。无论是在流派纷呈、新潮迭起还是万马齐喑、归于一统的文学时代，他始终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但决不排斥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乃至“意识流”文学的成功经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大深化和拓展了现实主义。对于同时代各种不同流派的作家，高尔基不免时常与其争论，但是却总是能抱着一种客观、公正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这也使他赢得了各派作家的尊重。
高尔基又是一位参与意识极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时代的风云变幻使他不能安坐于艺术的象牙塔中，文学只是他介入、干预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官方宣传曾为他戴上了一顶顶他所不需要的桂冠，但站立在俄罗斯知识界和广大读者心目中的高尔基，却是一个有着高尚人格、和他们一起痛苦、一起欢乐的普通人。因此，高尔基的猝然离世，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种抵御极左路线的中坚力量。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高尔基直到1936年才逝世；而只要他还健在，就会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他自觉地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传统，保护着有前途的艺术家免受官僚统治机构的毒手。”“高尔基的逝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同时也失去了与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
高尔基去世后，他的思想、创作和人格，依然浸润着他身后的一代代俄罗斯作家的心灵。他对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问题的忧心关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关于政治与文化之关系的卓越见解，对民族文化心理条件、道德水准与民族命运之关系的深邃思考，对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规律性的深刻洞察，等等，都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陆续出现的《静静的顿河》《切文古尔镇》《日瓦戈医生》等揭示历史复杂性的作品提供了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并在这些作品中获得了形象的展开。1950年代初期作为当代苏联文学之先声的“解冻”文学的出现，其实是高尔基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恢复和重新确认的标志。1960至1970年代苏联文学中大量涌现的道德题材作品，则是对高尔基所致力的民族文化心态批判的一种悠远的呼应。1980年代“回归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带有历史反思色彩的作品，同样可视为当年高尔基的思考、探索和追寻的延伸。
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早在1907年，他的作品就被译介到我国来。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更为重视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鲁迅、茅盾、瞿秋白、巴金、郁达夫、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穆木天等现代中国文坛上成就斐然的人物，都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而且，他们大都留下了评价高尔基其人其作的精彩文字。中国文学界历来有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之说，这不仅是指他们两人在本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具有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相同基本意向。鲁迅评介高尔基《俄罗斯童话》的两篇文字，可直接移用来评论他本人的作品。鲁迅看到了自己与高尔基的思想契合和精神相通之处，也从他那里受到启示与鼓舞。茅盾所受高尔基的影响更为具体，即如他自己所言，一是使他“增长了对现实的观察力”，二是“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使他获益颇多。巴金则十分推崇高尔基“把心交给读者”的创作态度，“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体裁样式和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的、忧郁的”语言风格，他本人也正是接受了高尔基这几个方面的影响。路翎、艾芜、张天翼、蒋光慈、夏衍、王西彦等现代作家，也在不同方面受到高尔基创作的直接影响。高尔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这种影响既有精神、思想和人格层面的，也有具体创作方面的。高晓声、张贤亮、高行健、乔良、舒婷、梁晓声、张炜等当代作家，或曾满怀深情地谈到高尔基对自己的震撼与影响，或显示出和高尔基相近的创作意向与风格，这都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文学依然受到高尔基思想与文学遗产的滋养。1980年代，在我国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转换中，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对于文学的起死回生和复归本位，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当然没有忘记，最先作出这一精辟概括的正是高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