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两个故事。宋桓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兹甫，一个叫子鱼。兹甫为弟，是嫡子；子鱼为兄，是庶子。如此，兹甫被立为太子自然是合情合理，宋桓公在弥留之际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兹甫却主动退位让贤，极力主张子鱼来做太子。宋桓公闻言，大惊，迭问缘由。兹甫却说自己和兄长相比，子鱼年长且仁，具备一国之君的风度。宋桓公听后大为感动，哭得泪流满面！谁料子鱼却固辞不受，他说：“兹甫以‘仁义’推荐我，父亲也深以为然，答应让我做太子。可见‘仁义’是天下至高的美德。然而大家忽略了一点，兹甫愿意将国家让于人，这不是更大的仁义吗？与我相比，显然兹甫更适合做太子。”最后，还是兹甫被立为太子，宋桓公薨后，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
宋襄公认为兄长子鱼的品质较为高尚，于是便封其为司马，即宋国的最高军事长官。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个时代，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的故事不绝于史。然而宋襄公兄弟表现出的却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得不说是“浓绿万枝红一点”了！
既然说到宋国，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缘起。宋国的先祖正是殷商王族，周武王灭商之后，秉承了“灭其国不绝其祀”的古训，将微子启封于宋地。宋国的地位可不一般，为一等公国。同时受封的还有虞舜和夏朝的后代，虞舜后人被封在陈国，夏朝后裔被封在杞国。陈国、杞国、宋国被称为“三恪”，恪即尊敬之意。意在宣示自己并非殷商的掘墓人，而是其继承者。根据《左传》记载，“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这就说明宋国对于周王室的地位是极为特殊的，不是君臣关系，而是主客关系。每次，周王室祭祀宗庙以后，总要拿一部分牺牲给宋国，以示对其尊敬之义。
然而，毕竟是到了“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楚国不顾宋国的国际地位，悍然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其实楚国一直未被中原各国承认，人们都称其为“楚子”。这还是客气点，要不就直接称其为“楚蛮”。公元638年，楚国军队兵临泓水南岸。泓水位于宋国南部，距离宋国约四十公里。
宋国处于四战之地，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唯一可以倚恃的就是这条泓水，如果在楚军渡河之时发动进攻，定可占尽先机。大司马子鱼正是这样建议宋襄公的，然而襄公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平静的说出两个字：“不可”！子鱼无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军从容过河，进而长驱直入。一个时辰后，楚军顺利渡过泓水，两军相隔一箭之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子鱼建议趁其排好阵势之前，发动进攻，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然而，宋襄公还是表现出一脸的平静，嘴里还是那两个字，“不可”！
俄而，楚军列好阵。这时宋襄公才发出了号令：“出击”！但是身居中原的礼仪之邦怎是这楚蛮的对手，不一会儿宋军就被打得丢盔弃甲，就连宋襄公大腿上也中了一箭。这次宋国可是输的一败涂地，脸面尽失，以至于“国人皆咎公”。面对国人的不解，将士的非议，宋襄公不仅毫无愧色，还有自己的理由。其言：“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就是说，君子之道在于不伤害已经受过伤的人。所谓二毛即指头发花白的长者，念其老，故不忍伤害。古代用兵之道，在于等待敌人列好阵以后与其光明正大的对阵，而不是凭借险要的地势，对其突然袭击。
我们今天看到宋襄公的这套说辞，显得非常的迂腐。然而，春秋时期的人也是这么看的。宋襄公慷慨陈词一番以后，本以为子鱼会被自己所折服。谁料，顿时就给他浇了盆冷水，说了句“君不知战！”接着子鱼说道：“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耈，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 教战，求杀敌也。伤及未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 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史书上没有记下宋襄公的回话。在第二年的五月，宋襄公与世长辞。大家一致认为，宋襄公之死是“伤于泓故也。”此后，人们对宋襄公的评价也多是负面的。《左传》的一句“君未知战”让宋襄公成为人们奚落的对象。后来的《谷梁传》也指责宋襄公这是咎由自取，不能与时偕行，顺应时势的发展。然而《公羊传》却高度赞扬了宋襄公，甚至将其与周文王比肩。认为他“临大事而不忘礼仪，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
司马迁作《史记》也对宋襄公采取了同情态度，“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仪，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司马迁认为在礼坏乐崩之际，宋襄公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楷模。《淮南子》更是为宋襄公鸣不平，“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者。”说实话，泓之战在历史上并不是一场多么重要的战争，更多的还在于其象征意义。黄朴民先生认为楚宋“泓之战”在政治上，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得以进兵中原，开启了新的一轮春秋争霸。在军事上，它标志着西周以来以“成鼓成列”为主要特色的“礼仪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
诚然如是，在“泓之战”之前，为战以礼，古风粹然。“泓之战”以后，兵以诈立，人心不古！从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宋襄公重视的是君子之道，更加强调程序正义。如果程序不正义，赢了这场战争也不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情。而楚国更注重的是结果的胜利，因为胜利者更具有强势话语权！
其实，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宋襄公。在他的身上正好体现的是我们祖先重诚信、守规则的美好品质。而这种美好的品质却偏偏被奇谋巧诈给践踏了。所谓“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者。”我们不仅不为宋襄公身上所残留的这股高尚遗风所称赞，反而嘲笑他迂腐，实则是人心不古！
文：甪里先生
参考文献：《淮南子》《史记》《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