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百年之际，回望峥嵘岁月：神秘的“177办公室”里还藏着什么故事？环境艰苦、一穷二白，是什么把无数优秀的中国核工业人召集起来？国内外双重舆论高压下，中国核电如何走出疑虑？
带着这些问题，库叔去拜访了中国核工业60余年征途的亲历者——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向大家讲述中国核工业背后的故事。
文 |丁贵梓瞭望智库观察员杨子彦（实习生）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1 “家里人还以为我是搞机械的！”
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与核垄断之下，中国开始悄悄布局核工业战略版图。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主管我国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为首任部长。
【注：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
核工业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支在政治上、技术上过硬的专业队伍。但当时，全国只有10余名核科研人员。为了尽快吸纳人才，中央紧急抽调一批专业相近、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参加核工业建设。
李鹰翔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回忆道，当时他原本在文化部工作，二机部也刚刚起步，处于事业发展初期。中央组织从各个部门调了10000多人，支援二机部工作。“当时从文化部中调了20多人，我是其中一个。”
那时，核事业在咱们国家还是新的事业，从无到有。刚调入二机部时，李鹰翔对核工业领域还不是很了解。“对我来说跨行业很大，从文化到‘武化’。我刚开始是做干部工作，但是从专业干部来看，很多专业名词我都没有接触过。”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李鹰翔埋身书海自学，并主动向身边的专家学者讨教。在尽快补足专业知识短板的同时，他也渐渐意识到了中国核工业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当时苏联原子弹、氢弹已经发展起来。美国40年代就有了，英国后来也有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也有了。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看到了苏联的核试验，回国以后就与当时办公厅主任谈到：中国也应该有！但那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科学院也刚刚起步，50年代才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刚起步开展研究原子能工作，还没有到工业阶段，直到二机部成立。在此之前还不是一个部，只是一个局。”
1960年7月，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在7月23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一切设备和技术供应。危机当前，二机部决定将在建的工业项目分为一、二两线，先把一线工程即铀生产线抢建出来。
苏联毁约并没有让我们陷入混乱和停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核工业加快了自力更生的步伐。
当时，在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2层，有一间神秘的办公室“177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五个人：时任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秘书处处长郑存祚、二机部部长秘书李鹰翔、国防科委二局处长高健民和参谋宋炳寰。“177办公室”受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用于原子弹爆炸前夕，北京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20号办公室）的密切联系。
作为“177办公室”的一员，李鹰翔当时的工作是完全秘密进行的。“我跟家里人也不说。但我家里人知道我在二机部，可是连二机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以为是搞机械的。”
即使是在机关内部、各个局之间，也是保密的，所以当时机关内部很多人其实都不了解二机部。直到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才从秘密走向公开。
2 “他们愿意为事业献身，很可亲可爱。”
中国核工业能冲破艰难时局、取得辉煌成就、守卫国家安全，离不开一代代核工业人的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危难时刻，优秀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四面八方赶来，组成了一支专业队伍。“我们很多的核工业技术家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希望中国能有这样的技术发展。”其中既有王淦昌、彭桓武等蜚声国内外的老科学家，也有邓稼先、于敏这些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中年科技人员，还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技师、工人。
核工业开拓时期，矿场选址多在内蒙古、青海、甘肃这些环境艰苦的地方。“都是沙滩，没有水，与水源隔了30多公里，要从这么远的地方取水。”
回忆起青海原子城（即“221基地”）的场景，李鹰翔说，“青海221基地地势也比较高，海拔2400千米，饭做不熟，生活很艰苦。天气也很恶劣，一年差不多半年以上风雪天，天气较好的情况只有两三个月。”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出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王淦昌、邓稼先、姜圣阶，他们当时在国外已经很有名了。”但他们十分理解祖国发展事业，“这与国家安全与发展有很大关系，因此有一种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们认为在核工业部门从事这样的工作很光荣、很有意义。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愿意为事业献身，很可敬、可爱。”
3 “讲清楚讲明白，他们就放心了。”
上世纪70年代，为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中国核电事业启程。改革开放后，中国核工业建设进行重大调整，从主要为军服务转向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
然而，中国核电的建设之路并未就此一帆风顺，而是在自力更生与国外引进的争论中艰难进行。
对于自主研制核电站反应堆，当时国内很多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甚至希望能和国外合作。“从技术难度来说，核电站反应堆的动力要用于发电，需要与电力部门合作，使发电机连续不间断地稳定合作。它不像试验性反应堆，可以停停开开。因此难度更大。”
李鹰翔回忆道，“当时确实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核电站（的反应堆）与我们做实验用的反应堆不一样，核电站要求连续运转，对安全性和持续性要求更高。这是一个跨越，从研究性的试验堆到核电站的反应堆，要求更高了。”
“事实上，我们当时很多专家很有经验。王淦昌、姜圣阶，他们都支持自己搞，他们还给领导人讲课，介绍核电的安全原理。另外，我们还和机械工业部门合作，要求提高设备安全性，尤其是连续的安全性，要求安全维持达到40-60年。”
1979年3月，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导致全球恐核情绪蔓延，国内认为“自行建站有极大风险”的言论再起。面对再生变故，二机部、国防科委、国家建委、国家机械委和多名核科技专家上书中央，陈述建设原型堆核电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实，如果依赖国外引进，不仅不能掌握核电站建设的核心技术，对国家财政也是不小的压力。最终，中央领导批示道：“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上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就这样，我国核电顺利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除了建设意见不同，中国核电站还面临着复杂的舆论环境。
“当时我刚好在办公厅，是个综合部门，关于核电站安全教育也做了很多工作，王淦昌等专家也在电力部等国内工业部门讲课，宣传核电安全知识。此外，还在浙江秦山、江苏的连云港等地方做宣传。”
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期间，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香港公众对核电疑虑重重。“香港当时很关注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因为隔得近。”
面对香港媒体，李鹰翔说，向他们解释清楚核电的安全性，就是就好的驱散公众“恐核”心理的方法。
“一方面是通过媒体，写文章来宣传。另一方面是面对面，给他们介绍核电建设的严密性、制度和过程保障。讲清楚讲明白，他们就放心了。大部分人（质疑核电安全）其实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做介绍。”
“核电本身是安全的，但其中有个管理问题，管得不好也会出问题。中国核电站没有出过事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吸取了国际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严格的制度规范，每一步都按照规范来做。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出过核事故，这点国际上是承认的。”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彦霖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朱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