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兄弟四人，堂兄弟姐妹五人，父辈共九人，其中，伯父是抗日烈士，姑妈是延安抗大毕业的离休干部，父亲是土改乡长，三叔是土改生产队长，么叔是抗美援朝退伍战士。父辈们用实际行动追随共产党、投身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对党忠诚，不惧生死，将各自的一生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尤其是父亲和四叔（堂叔）在乡镇基层工作了一辈子，从未向身居要职的姑妈开口说情，要个一官半职，更没有要求安排进城工作。么叔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当了一辈子农民，也没有找姑妈或者哪一级党组织开口提出过任何要求。因此我的家庭绝不是某些投机钻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家庭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的父辈们用忠诚、干净、奉献，甚至牺牲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什么是真正的红色家庭！
父辈们的影响，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那样，潜移默化，悄无声息，教育着我们后辈听党话，跟党走，做一个政治坚定、洁身自好、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对社会有用之人。全家人中，中共党员二十人。其中，父辈四人（过世三人）、同辈八人（过世三人）、晚辈七人、孙辈一人。以上说明和数据，证明了我的家庭是满门忠烈为革命，继往开来有后人的红色家庭。
长期以来，我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写一篇纪念抗日烈士伯父的文章，由于在职工作期间琐事缠身，再加上手头资料信息非常少，一直心怀愧疚。今天，借此机会重点叙述我敬爱的抗日烈士伯父——余敦鸿。
《中华英烈网》这样介绍我伯父的基本情况：“余敦鸿，烈士（1919年—1942年），男，湖北省孝感市应城人。生前为豫鄂挺进纵队四团队班长。1942年在汉阳侏儒山同日寇作战。腿部负伤。不能行走，被俘牺牲。”短短79个字，让我穿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当时伯父所经历的战火硝烟的抗日战场是多么悲壮惨烈的局面。正是像伯父这样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离家抛子、不顾生死，在中华大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让人民过上了翻身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
根据应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纪念馆资料记载，伯父是1939年参加新四军，当年参军时年仅20岁。父母亲健在时，曾经泪流满面地跟我们讲过，当时计划是让我父亲参加新四军，伯父考虑父亲年纪小，三叔、么叔是小孩子，而伯父当时有一个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堂姐余风兰），便主动换下了父亲，毅然决然参加新四军，走上了艰苦的抗日救国前线。牺牲时，伯父是腿部受伤，子弹打光后被俘，被日本人装进麻袋拌了“豆腐”。由于日本人的残忍，再加上信息闭塞，伯父的遗体也没有安葬。解放后，民政部门上门通知，才知道伯父牺牲在汉阳侏儒山，随后伯母改嫁他乡。听到这些饱含热泪地讲述，我幼小的心灵为伯父满腔热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壮士形象而震撼！更为伯父尊老爱幼、关爱父亲的家传而敬佩和感动！
我参加工作以后，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起，把伯父唯一的骨肉，也就是我们的堂姐余风兰当亲姐姐，每年定期去杨岭镇赵畈村堂姐家看望慰问。
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堂姐相关的烈士遗孤政策落实，我不遗余力办妥，也算是告慰烈士伯父的在天之灵。
2017年国庆前夕，应城市政府对全市烈士统一制作纪念墓碑，我动员组织在家的亲人参加了由村党支部主持的“余敦鸿烈士之墓”纪念碑安放仪式。纪念碑安放在我父亲、三叔、么叔墓茔正中间。之后每年国庆前夕，镇民政办、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安排专人敬献花篮。我们后辈也在每年清明节回老家余家嘴，带着我们的思念，带着我们的泪水，带着我们的敬佩，祭奠缅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抗日英雄伯父！
我们爱龙赛湖的湖水，我们爱余家嘴的土地，我们爱梅子岭的红杜鹃，我们更爱未曾谋面的抗日英雄伯父。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伯父是我们的亲人！是民族的英雄！是国家的英雄！特别是从外地回家休假的年轻晚辈，我会特地带他们去汤池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纪念墙前，向包括抗日烈士伯父在内的979位烈士虔诚地三鞠躬，表达我们深深地哀思和怀念。并且嘱咐我的晚辈们，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继承遗志，不忘初心，规规矩矩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献上一联，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致敬我可亲可爱的父辈们！
抗日伯父血洒汉阳英名垂青史；英雄儿女继往开来承志展宏图。
(湖北日报客户端应城频道通讯员 余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