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子竞技不了解的路人可能会疑惑：“这不就是玩游戏吗？”的确，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强调游戏的消极作用，对游戏的巨大力量感到恐慌。但随着世界游戏产业持续创造惊人产值，电竞项目正式成为国际体育比赛中的一部分，或许人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游戏是人类终生永世不可缺少的伴侣。
游戏的本质是？
电子竞技的本源即“游戏”，这和体育的本源是共通的——对单词“sport”（体育运动）进行词源学方面的考证，可回溯到拉丁语中的“玩耍”一词。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首次提到了游戏：3000年前的吕底亚人发明了一种奇怪的办法解决饥馑问题——他们先用一整天来玩游戏，只是为了感觉不到对食物的渴求……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吃东西，克制玩游戏。依靠这种做法，吕底亚人一熬就是十八年，其间还发明了骰子、抓子儿、球类及其他常见的游戏。
不论吕底亚人用游戏熬过饥馑的故事是否真实，它都揭示了游戏的部分重要本质：全身心地投入游戏，能够帮助人类“逃离现实”，在无力、混乱的环境中生出力量感和秩序感。如同席勒所言，当人类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束缚，失去理想和自由之时，人们还可以利用剩余的精神，在游戏中创造出一个自由有序的世界。因为游戏本身并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它又与人类的审美活动达成了一致。
在传播学的框架下，加拿大哲学家、教育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也试图剖析过游戏的本质：游戏是大众艺术，是集体和社会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主要趋势和运转机制做出的反应。它是我们心灵生活的戏剧性模式，为各种紧张情绪提供纾解的出口。
中国的传统重视道德修养，提倡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应有远大的理想追求，胸怀天下，为其奋斗终生，而不是在游戏中虚度时光。因此，中国古人对游戏所持的态度是相对批判的。不过，在中国古代游戏史上，从十万年前远古先民的石球，再到明清的棋牌，游戏活动的种类同样日渐丰富，甚至各地还有一些颇具时令性特色的形式——“游戏节”。比如明清时期金华地区十分盛行的斗牛会、云南白族的“秋千节”、西藏藏族的“赛牦牛节”等，忠实地记录了历代社会中的趣闻轶事和世态风情。由此可见，游戏虽然本质上是娱乐活动，它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
寻找游戏的精神
游戏为什么会如此令人着迷？尤其是，在电子游戏诞生之后。《吃豆人》里的吃豆人在迷宫中穿行，一路忙着吞食豆子，除了下一步能吃到什么，世界的一切仿佛都与它无关；《口袋妖怪》里，有上百种口袋妖怪等着玩家去一一收集；打开《我的世界》，只需要轻点鼠标，就能创造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斧子、洞穴，甚至是一个微型地球；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中，广袤无垠的海拉鲁大陆，又成为了多少玩家的第二“故乡”。
人们乐此不疲地在游戏中击杀敌人、种树钓鱼、购买物品、建造城邦……游戏对人类的吸引力，实则根植在人类的本性中。在游戏中，玩家的行为能够导致变化，我们的一举一动是有意义的；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开动脑筋，结成社群，积极探索，挑战极限。游戏赋予人类主动性，满足了玩家在现实中不被满足的精神需求。在一种公开明确的规则下，在一种平等竞争的氛围下，游戏成为了一个更自由的世界。
虚拟的游戏世界会带我们回到祖先的狩猎采集时代，在冒险和打斗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与经验，这种狩猎采集者的本性，镌刻在人类的基因中。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进一步提到了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它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中。战争的规则、高尚的生活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
当然，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并不是指电子游戏，而是一个更广的概念。电子游戏让人的隔膜加深了吗？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后，效率成为第一选择，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关系被割裂。当世界变成一个大机器后，人也就变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艺术与游戏却能使人们与常规的物质压力拉开距离，做出一些主动性的创造。而且，这种主动创造的精神并不仅只局限在“二次元”中，相信还有许多人会放手在“三次元”中去实现它。
毕竟，虚拟的世界固然美好又能带来成就感，现实生活却说不定更棒，更超乎想象呢。（彦晶）
